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给予了越来越密集的关注，涌现出了破解“中国之谜”的无数“答案”，其中有不少“答案”刻意避开乃至抹杀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就实质来说，中国道路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道路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

    一、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的紧密结合

    我们之所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从历史上说，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现实来说，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就不能发展起来，即使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西方的附庸国；从理论上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凝聚力，才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所以，自建立新中国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发展却又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的，一再出现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从生产关系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特征的现象。这就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甚至反而遭到质疑。

    坚持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要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而是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去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特别是破除那些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265页）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将其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道路的提出就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的典型表现。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因此，在确定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有一个“怎样坚持”的问题：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体制和政策，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选择好的体制和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这就突破了把已经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过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新路。由于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了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领域中去，又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去弥补和克服市场所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消极方面，因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

     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还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同上书，第373页）有人认为中国这样搞现代化，是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此种方法去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它当作方法而不是当作目标，既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也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道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体现。

    二、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胜，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胜。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具体国情考虑不足、机械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断、离开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等问题，以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建设一再遭遇挫折。影响所及，又使一些人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

    对于这样一个难题，邓小平同志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认为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思想破解了这个世纪性难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党的十三大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展开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述：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这条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实践证明，只有长期坚持这条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方针和制度，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在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的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有评论指出，实行这种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还为制定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加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国外有评论认为，这种政策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突破，才有可能制定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政策；这个突破以及其他一系列政策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始终把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三、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

    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还必须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使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同上书，第328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这就把邓小平同志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战略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联结和贯通起来了，是从发展道路的高度进行的集中概括。进言之，和平发展不仅是中国的一个国际战略，而且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

    就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来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由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等世情所促成的。迄今为止，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的，而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国情和时代背景却决定了我们必须、也只能践行一条标志着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的和平发展道路。这就是说，我们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我们参与维护和建设现存国际体系，又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也永远不称霸，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曾经说过，中国领导人大大扩大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领域的主要任务，在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之外，加上了“促进共同发展”这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