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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华诞。我这个平凡的人，在匆匆的岁月中，已进入古稀之年，回顾往事，深深感到党的恩情。
我出生于潮州地区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四、五岁时，家乡沦陷，日本鬼子经常来抢杀掠夺。十多岁的大哥每天要自带口粮到日本兵营做苦役。晚上，经常随父母到野外逃藏。那时还不懂国仇家恨，但那担惊受怕的苦日子已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终生不能忘的印象。接着，看见国民党军队溃逃的狼狈相，看见乡亲们喜迎子弟兵进驻村子的感人情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950年，我已十周岁，才有机会踏进校门读书。同班的个别女同学已生儿育女。这在现在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但这说明，只有解放，穷人子女渴望读书的愿望才能实现。
读高中时，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正值青春年华，常食不果腹。父母无力支撑我读书，我咬紧牙关，到几十里远的深山里砍柴割草，然后挑到集市去卖，买回几斤米，勉强维持一个星期的生活。如此艰辛，坚持了三年。我很感谢当年的班主任，他从未责问我旷课，而是用微笑鼓励我。
上世纪六十年代，考上大学难如登天。我要摆脱困境，实现理想，非考上大学不可。1964年8月的一天，我接到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心情激动万分。十多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如愿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也是家乡第一个通过考试进入名牌大学的穷青年。我怀揣全家凑集的30元进入中大校门。路费11元多，买些日用品，囊已空空如也。党和政府为了使贫穷学生能安心读书，按家庭经济状况，发放不同的助学金，最高是每月18元。我每月16元，这16元在当时，生活已很丰裕。每餐饭，白饭任盛，有肉有菜有汤。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考入大学是人生的分水岭。在中大康乐园里，有优美的环境，有可敬的教授老师，有融洽的同窗好友，这是人生永远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
大学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中山县。中山县是鱼米之乡，同学说我运气好。但当时的军管会政工组告知分配到中山的大学毕业生，要自找工作。陌生的地方，陌生的面孔，何处找工作，心凉了半截。幸好党组织又一次帮了我。当时郊区公社的党委书记到政工组委要人。这样我进入郊区中学。郊区中学坐落在员峰山村，是个乱葬岗，晚上我孤身一人，经常看见鼠窜蛇爬，更感寂寞。想跳槽无门路，只能操粉笔生涯。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重视教育事业，校貌日新，教师的待遇也逐年提高。这样，我在学校默默无闻地工作三十多年。虽没有辉煌的业绩，但也有收获：1983年获省级记功奖状，1993年被评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还有一事更说明党组织对我的关怀。结婚后，先后育有一子一女。妻儿在老家，想来中山定居，难入户。没有粮食，我每月仅57元工资，难以养家糊口。基边村党支部书记知道后，帮我家属解决口粮难题。粉碎“四人帮”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妻儿的户口才真正解决。
退休十多年来，过着清闲而快乐的幸福生活。子女早已成家立室，不用操心。家务事由老伴包揽一切。我每天是散步健身，看书阅读。有时参加中山民进的各项有益活动，有时跟亲朋好友去品茗，有时去玩小麻雀。我们这一代老教师，都有艰辛的经历，幸而都有幸福的晚年。一是享受福利分房，二是享受基本医疗保障，三是享受比较高的退休待遇。老有所乐，老有所居，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这正是党和政府对我们教师特别是老教师最诚挚的关怀。我们要饮水思源，珍惜这幸福的生活，感谢党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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