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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破天荒地的伟大事件。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漫长历史，开辟了民主革命的新时期。在这场革命中，不仅仅是把皇帝拉下了马，而且明确提出了建立、坚持与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告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辛亥革命的产物，虽然只存在三个月，并代表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的思想的破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既然在人民中山散播开来，事实上引起了思想的大解放。
从社会发展史看：用资产阶级国家代替封建制国家，是历史的进步。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反映了这一历史进步的要求。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形成、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甲午战争以后到武昌起义，是聚集革命力量，为准备建立共和国而斗争的时期；从辛亥革命以后到他逝世，是为维护、坚持和改革共和国的时期。两个时期所要解决的问题虽有不同，但贯穿始终的是要确立与坚持民主共和国政体，确立与巩固人民主权，即以资产阶级为领导，为主体的人民的权力。
孙中山“创立民国”思想，始于一八九四年创设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三年后，他讲大革命宗旨时，明确指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一九0五年在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用党的纲领形式规定下来。而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和一九一二年成立中华民国，是把民主共和国思想初步变为现实。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经过严重的反复地斗争的。按照他自己提出的“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原则，他在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坚决斗争中，同他们划清了政治、思想界限，也改造了自己的思想，迅速放弃了改良幻想，走上了革命征途，确立民主共和国纲领主张。几乎与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活动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发动过爱国的戊戌变法政治运动，它企图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变法失败后，他们不愿使自己的思想适应迅速变化的新情况新形势。当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时，他们坚持改良，反对革命，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当改良派同革命派争夺阵地，攻击革命，孙中山奋起反击，坚定地申明：“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号召革命派要竭力开展反击保皇派，清除改良思想影响的斗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驳斥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进一步论述了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得到了广泛支持。通过这场论战，孙中山传播了共和国的思想，巩固和扩大了同盟会组织，培养和训练了革命骨干。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当时，正是由于孙中山提出和坚持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一般投身革命的人民才把他视为“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
孙中山在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中，重视和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以此教育同盟会员。他认为，掌握武器训练军队、实行武装起义，是建立共和国的首要条件。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极为振奋，他即对外发表谈话，指出：“人民大众正准备迎接一个新的政府形式”，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进步浪潮现已不能停止。”他为自己的共和国思想的即将实现而欢欣鼓舞，决心把革命推向全国胜利和达到建立民国的目的。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奠定共和国的基础。当他听到“复开君宪”和“非袁莫属”这些舆论的时候，他“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对时局表示严重忧虑和关注。再三强调“要建立共和政府的制度。”让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代表来管理自己事务。”“为人民自己最高的利益而工作。”出于这种急切的心情，孙中山离开巴黎前，驰电回国，希望早日建立共和政府，以巩固共和国的基础。民心不可违。孙中山当时最“顺乎时代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的合宜人物，因此，他终于被推定为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民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封建斗争的果实，也是孙中山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的巨大胜利。如孙中山所说，“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之结果也。此为吾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开始了他坚持、维护和发展共和国思想的新时期。总的说来，他在任职期间，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权位，努力接近民众，倾听社会各界的呼声，日夜思考祖国的统一，筹划如何实现主权在民、民族平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重大问题，以期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独立富强，使中国成为赶上时代的世界强国。他在上述所有这些方面作出的努力，虽然由于时间短暂和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破坏，难以卓有成效，但是，它为民主共和国思想所增加的光辉，毕竟是不可泯灭的。
当然，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在很长的时间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缺陷或弱点，即他过分看重和着眼于政体问题，不重视国体问题。因此，他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对于建立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导权问题和建立、掌握国家的主要成分——军队的问题，表现了轻忽。这样，纵然民主法制很完美，行使和维护无所寄托，一当被人毁于一旦，想再来护法也难成功。对此，孙中山直到发现自己“让袁”造成了历史性的错误的时候，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清楚。在这方面，孙中山后来已追悔莫及，试图补救，却已力不从心。它留下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也是耐人深思的。
孙中山的可宝贵的性格，是他不断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因此，他较比一般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更少一点矜持成见。时代变了，当历史要求他前进的时候，他勇于纠正阶级偏见。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工农运动的兴起和高潮，给予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还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他的民主共和国思想即已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早在一九二一年底，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介绍奉命来中国的公产国际代表同他会谈以后，即酝酿和产生了改组军队、改组党、改组国家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合作的诚意和友善的态度，并明确表示要“以俄为师”，“以共产党人为友”。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发表了《实现三民主义改造新国家》一文，预示了他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思想的转变。他说：“吾人今日由旧国家变为新国家，当铲除旧思想，发达新思想。”“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鲜明表达了要走“新式的共和国”，即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道路的意向。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孙中山政治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他提出了中国国民党与民众相结合的问题，语重心长地说：“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民国之能力。”“唯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这时，他在思想上增长了对工农力量的信心，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赋予民权主义以新的内容，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纲领上，同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致，从而明确了新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把他的民主共和国思想提高了新的高度。除了无产阶级领导这个条件，其基本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和主张是一致的。 孙中山在坚持、维护共和国的思想原则方面，有他软弱的一面。但那是要从当时历史条件来加以总结和解释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孙中山的许多理想没能在当时变成现实和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们作为后来者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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