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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政府的公信力遭受很大程度的信任危机，文件上、媒体上提前公布了政府部门的工作计划，后来却没兑现，结果与群众的心理预期一再脱节，大家的失望之情肯定难以抑制。久而久之，公众会对政府产生习惯性不信任的社会心态。
这样的例子，我们身边就有不少。比如：去年11月19日，市委宣传部在《中山商报》 A6版上发布一条为央视在中山开拍大型文化专题节目《我们的节日·春节——中华长歌行》（中山篇）有奖征集“金点子”启事，节目在农历腊月廿九晚在央视一套、十套黄金时段播出之后，还没公布金点子获奖名单。我询问市委宣传部的相关人员，得到金点子颁奖活动被取消的答复。据市纪委统计，前不久落马的市城管局前局长李健生，竟然头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人民满意公务员”、“省优秀人民警察 ”、“市十杰青年”、“市十杰市民”等93个光环，从政治明星到阶下囚，仅半步之遥，让群众感到困惑的是，这样的标本式的政治明星，怎会是阶下囚？是不是纪委抓错了人？从这个案例不难看出，那些本该让人肃然起敬的荣誉称号有时也不靠谱，如果被注水，其公信力遭受公众质疑在所难免。今年9月15日，我在中山网络平台上发出“007路公交车能不能经停开发区中心小学呢？”的呼吁，第二天得到市交运局“目前007路线正处于客流培育期，将对市民的意见建议进行收集，在对线路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后不断完善线路”的回复，直到今天，开发区中心小学一旁的港义路上的公交候车亭仍未见到公交车的身影，这个候车亭建成至今已被闲置2年多。一味的推三阻四，只会让群众对政府相关部门为民办实事的诚意表示怀疑。
再举一些省外的例子，今年9月9日，湖南邵阳的沉船事故中，当地官方发布的信息称，沉船当时载有48人，另有2名船员。落水学生曾琴却告诉记者船上载有90多个乘客。国内遇到重大矿难或其他交通事故，网友都会预测出事发地官方政府公布遇难人数十有八九在36人以下，结果往往都会应验。11月21日《京华时报》刊载一篇《7·23专家调查组颠覆信号罪魁论 管理不善是主因》的文章，记者援引国务院温州动车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的话，指出调查结果颠覆了此前认为信号技术存在缺陷导致事故的说法，并提出组织和管理不善是动车事故形成的主因。可王梦恕当晚公开表示，他并不掌握事故调查的全面情况，有关内容只代表他个人的看法，并表示“媒体报道的内容与他个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作为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有着半官方身份的王梦恕，其前后不一的表述，让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再度表示怀疑。这几年，国内媒体报道的不少“最牛的政府工作人员”，其雷人言行遭到网友围观后，其所在单位马上跳起来与他划清界限，说他是零时工。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临时工”，“临时工”成了“壁虎的尾巴”，遇袭就自断保命，群众似乎总结出一条“真经”——出事的总是“临时工”。“临时工”是万能的替罪羊，是包治百病的一贴灵。江西修水发飙打人的女民警是“临时工”，温州红十字会善款遗失是“临时工”出纳干的，连“中华脊梁”评选活动的文件都是“临时工”伪造并发出的。四川达州“文明检查团”在娱乐会所消遣时不满三陪小姐服务，砸烂包房茶几的是“临时工”，云南民族大学“卡诱”女生陪酒的当事男子也是“临时工”，放言“收费1万不是大事”的湖南省教育厅新闻中心主任还是“临时工”。
针对以上政府公信力下降，我认为要从以下环节入手，化解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提高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指数。
一、政府要敢于担责，还原突发事件真相，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去年山西王家岭煤矿“3·28”透水事故发生后，在4月3日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为尊重绝大多数遇难人员家属的意见，对38名遇难人员名单不再公布。”去年4月5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发生煤矿爆炸事故，导致29人死亡。5月22日，新华社播发“奥巴马关于美1970年以来伤亡最严重矿难的讲话”的全文。奥巴马在讲话中指出，一个依赖矿工的国家怎能不尽全力履行职责保护他们，我们的国家怎能容忍人们仅因工作就付出生命：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追求美国梦吗？并且，他在讲话中列出了29个遇难者的名单，这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二、不说过头话，不好大喜功。办事情要量力而行，不要贪大求全。大的东西不一定能消化，会造成肠梗阻。小的东西不一定很小家子气，精致也是一种美。这段时间，我经过开发区康乐大道，看到张企大厦对面挂着一条写着“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大培训、大练兵”字样的横幅，我有一种穿越之感，一下子有了回到“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时代，想不到这条横幅的落款单位居然是“中山港社区”。人小衫大，一个小小的社区能经受得了这么大折腾么？
三、言必行，行必果。只有取信于民，才能让公信力感染私信力，让官德和民德得到同步修炼，修复社会道德开裂的大厦，社会诚信体系才能得到重建。“曾子杀猪”和“狼来了”的故事，从正反两个侧面，告诉我们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和言行不一后果的严重性。一再失信于民，就会失去民心，就会失去执政之基。
四、依法行政，不打折扣的落实上级指示。政府部门有令不行，选择性执法，也会导致政府公信力出现信任危机。如果处置不当，很容易引发群体性骚乱。如今年的10月26日，在中国童装基地的浙江湖州织里镇发生的抗税事件，就是这样引起的。10月3日到4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浙南，对于温州中小企业的借贷危机，提出从减少税负和规范民间融资两方面来解决小微企业生存艰难问题。就在这个月的下旬，浙北的织里镇对小微企业不但不减税，反而要加税。童装作坊里以前按每台缝纫机缴纳的税费是343元，现在要涨到620元了，广大小微企业主们对增税不满，进而引发为暴力抗税的群体事件。就连11月3日《人民日报》都刊发《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一文指出：历数近些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都有着类似特点：原本只涉及相关部门的单体事件，却发展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其背后的诱因，往往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这种高度相似的运行逻辑，警示我们必须关注基层干群关系中的“信任危机”。基层干部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群众，实质担当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风，都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执政党的评价。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人民。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神经末梢，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方能为人民谋取福祉、为政党赢得民心，这是对基层政权最根本的考验。
政府公信力危机不解除，修身很难修出正果，到头来要被打上折扣，伪修身可能会大行其道。今年8月9日，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开始部署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我认为，我们的工作作风也要改一下，我们要多一些面对现实，少一些避实就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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