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千里挺近大别山，犹如一把尖刀插入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全军密切配合刘邓大军，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局面，让国民党军顾此失彼。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解放军大量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解放区不断扩大，一些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获得土地的农民兴高采烈，吐气扬眉，更加感激共产党，以更大的热情支持共产党，支援解放军。作为鲜明的对比，国民党的统治范围被压缩在一些大中城市，国统区面积不断缩小，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国统区内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经常爆发“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国民党民心尽失，共产党如旭日初升，光芒耀眼，各民主党派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有了更多的期待。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谈论成立联合政府！”中共重新举起政治协商民主建国的旗帜，给处于忧虑彷徨中的民主党派极大的鼓舞，而且中共并不仅仅只是提出一个口号，还有后续具体行动。5月1日，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沈钧儒等进一步说明：“在目前形势下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5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邀请民主党派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的指示》。中共一系列的动作，让民主党派看到了中共的诚意，给心有顾虑的民主党派吃下了定心丸。
5月5日，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农工党、致公党等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称赞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其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与中共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在各民主党派中，民进给中共的响应及时且明确。马叙伦在香港读到“五一”口号全文后，立即在《群众》上发表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指出全国一致在企望“新中国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在企望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告示。现在得到了。”5月24日，民进又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指出“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宣言》公开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即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为后来民进与中共进行无间合作定下了基调。
为什么民进会对中共的“五一”口号有如此快速和明确的响应呢？
首先，民进从成立之时开始，就和中共保持了密切的联系。1945年12月30日，民进在上海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26人出席会议，其中7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当选为常务理事的王绍鏊更是在1934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护法运动，被国民党逮捕过，领导过抗日游击队，后又在中共的领导下长期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由马叙伦、王绍鏊发起成立的民进，自然和中共有着密切的联系。民进元老徐伯昕回忆说：“民进在上海创立组织时，都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开展起来的。主要负责人是刘晓、刘长胜同志，直接出面和我会联系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执一同志。”
其次，民进和中共合作是历史的必然选择。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弥天大勇”，“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冒着巨大的风险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谈，历经43天终于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和平初见曙光。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平建国看起来为时不远。2月10日，政协在重庆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会议成功，不曾想，国民党特务在会场殴打李公朴、郭沫若、陶行知等民主人士，酿成“较场口血案”。这件血案让中国人民和民主人士看清了国民党的面目，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
1946年6月， 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全面内战，全国人民对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极为不满。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为反对内战，联合发起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以马叙伦为团长，定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当晚7时左右，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即被预伏的大批国民党特务团团围住，分别拥于候车室和西餐厅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被打伤住院，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强烈谴责国民党的暴行。面对汹涌舆情，蒋介石最后拍着胸脯说：“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话音未落，蒋介石就撕毁《双十协定》，于6月26日对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爆发。马叙伦离开南京之前曾感慨万分的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蒋介石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认为可以在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平建国成为泡影，民主人士痛心疾首，不断呼吁回到谈判的轨道上来。可在内战初期小获成功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见意见，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结果遭到抵制，中共和民盟、民进等严正声明不承认国民党背叛政协协议而召开的“国大”和它所通过的“宪法”，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极端孤立。
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更加萧条，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民主人士为人民大众积极呐喊，国民党恼羞成怒，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戡乎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把国民党统治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统统作为是共产党的“叛乱”，直接出动宪兵、警察并配备机动军队，进行镇压。他们还把矛头直接对准各民主党派，欲置之于死地。《动员令》颁布后不久，国民党即训令其组织对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实行对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对其余中下层人士则“不必客气”，只要发现，不问其情由如何，“一律格杀不论”的政策。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受到了严重威胁。
马叙伦大义凛然，于10月30日给家人预立遗嘱说：“余如遭逮捕，必无幸生。求仁得仁，无所归怨。余虽不见夫己之亡，汝曹必能见之，则犹吾见也；”“余死必致公愤，但汝曹不必修仇夫己。事畜之计，能不与同朝，上也。否则姑忍须臾，以待清明，余之不责也。”马叙伦置生死于度外，作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的铮铮之言不仅是他个人意志的表白，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全体会员的共同誓言。
中国共产党对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下进行无畏斗争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关注重视，1947年5月5日就在国民党对民盟、民进等发出高压信号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及时指示蒋管区的党组织“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勒令解散民盟并准备打击迫害其他民主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这一紧要关头，1947年底，中国共产党及时帮助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人秘密撤出上海转抵香港，保护了民进重要的领导力量。在此之前林汉达已于1946年8月由上海经大连转抵东北解放区，并在1947年6月担任了东北解放区辽北省教育厅厅长。雷洁琼、严景耀夫妇也分别于1946年9月和1947年2月离开上海抵达北平。
由此可见，在长期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民进和中共进行了密切合作，可谓肝胆相照。面对国民党的迫害，民进毅然决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所以在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民进立刻旗帜宣明的表明了对时局的看法，对中共的态度，愿意接受中共领导，为建设新中国出一份力， 尽一份心。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
民进中山市委会侨中支部 孙全刚
2018年3月25日
|
粤公网安备 442000024425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