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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民主文明的进程中，辛亥革命具有里程碑式划时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共和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革除了一些封建旧俗恶习，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变化，同时，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实现了国家政权由封建政治制度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加速了中国民主文明的进程。
关键词：辛亥革命 民主 意义
孙中山所领导辛亥革命的核心意义，是真正结束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以民为主的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而且是跨越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和民主革命理论家。《临时约法》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的民权学说，它确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中的里程碑，因此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一、 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社会民主理念形成
辛亥后的中国，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各种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上得以维系，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发展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了很大成就……。同时，民主共和的理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已经成为时代的标识，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敢有言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必将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中国社会的民主理念逐步形成。同时，政治思想的自由带来了“新闻舆论”的自由。辛亥之后，全国民办报刊的出现，一时蔚为大观。它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频频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报道民间疾苦，上敢于指责批驳总统，下能够匡正救助时弊，无论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均在他们的关心和指评之下。专制舆论的一言堂，瞬间即被民主舆论的多元化所代替。政治、思想、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带来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后，除去它们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觉担负起反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代条件，回首中国新文学史，迄今没有对于辛亥之后直至三十年代的超越之作。
二、 辛亥革命为中国民主政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 宝贵的先驱思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民族劣根性”何等顽固，总会有率先觉醒的先驱。所谓先驱，顾名思义，是指马匹跑在前面，先走一步。辛亥革命中的先驱人物，毫无疑问是孙中山。当然，还有认康有为等人。是康有为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等。因此，孙中山、康有为等人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二） 协商的政治氛围。辛亥革命的直接成果是推翻了封建王朝制度，更新的亮点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以孙中山、袁世凯、梁启超为代表的三大派政治力量，没有像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胜利后互不相让，再用“马上功夫（战争）来决定鹿死谁手”（李公朴语），而是用政治协商来解决建国问题（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比农民革命的先进之处），因此在短短2个多月时间里就“谈”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这样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这个成功直接告诉国民：政治是可以协商的。
（三）选举的政府。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前，中国已经开始尝试议会选举。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及《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等三个附录，规定第二年开始举行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选举。宪法大纲基本上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并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拥有财产、选举和被选举议员等权利”，同时，清廷也放宽了对报刊及政党的限制。在这个“慈禧新政”下，各省都开始了“议员”选举。当然，这是在继续保持中央集权下有限的“立宪选举”，“钦定”、“臣民”之类的用语充满着封建色彩，但毕竟向着民主跨出了惊人的一大步。辛亥革命后的选举就比它彻底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总统都是选举的结果。
（四）多党合作。辛亥革命前后，特别是清政府“放宽党禁”以后，中国迅速生成了大小一百余政党，各自发表不同的政见，形成了自春秋以来2000年中少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党派进行合作，一下子就搞出了崭新的政治成果。特别是中共成立以来，孙中山实行了“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而且尝试了你中有我，我中容你，党中有党，开创了多党共存、多党合作的先河。
（五）领袖可退位。中国自古以来，领袖人物一旦坐上“一把手”交椅，是不会自动下台的。但是，到了孙中山，在遇到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尽管有其主客观原因）后，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主动退位了，让位于在清末新政中政绩显赫、得到资产阶级信任和列强各国支持的袁世凯。孙中山的退位开创了领袖可以下台的先例，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六）民生第一。辛亥革命最大的思想成果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谓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二谓民权主义：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管理政府，政府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以治理国家；三谓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从三者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分析，说到底，民族和民权最终是为了保证民生。因此尽管民生排列在后，实质上民生是第一位的。尤其可贵的是，“人民管理政府”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走出了中国民主进程的第一步，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同时由于其诸多的局限性，特别是革命党人的先天不足、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所导致的民主与法制制度缺失等多方面的限制，它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三、辛亥革命加速了中国民主文明进程
诚如国父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政治已是不可遏阻的潮流。辛亥革命不仅敲响满清政府的丧钟，更开启一个全新世代，让民主在中国落地生根，建立一个真正以民为主的民主共和政治。
我国历朝均以天朝自居，对周边国家均以蛮夷之邦看待，导致锁国心态明显。尤其清朝政府历经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国家声势如日中天，更加无视外国的发展与进步。然而，正当满清皇族与朝臣排拒西方文明思想的关键时刻，西方的民主思潮与工业进步，已驱使英、法等国走向富强一途。由于康雍干盛世过后，满清国力走下坡，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让西方列强看清满清虚弱的体质，要求割地赔款，更兴起列强吞食的欲望。从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焚烧圆明园;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签定马关条约;八国联军入侵，庚子条约天价赔款。中华民族遭逢空前浩劫，昔日天朝威严尽失，国人沦为列强眼中的次等公民。面对国家自鸦片战争后处于危亡旦夕，满清政府却仍坚持帝王专制政体，明显已与世界民主思潮悖离，少数洞烛机先的知识分子开始理解国家必须要变，不变则难以生存于世界之上，因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这种“变”的呼吁尚是少数，直到一八六○年两次英法联军之后，朝野有识之士才真正体认“变”对中国的迫切性，展开为期三十年的自强运动。甲午战争，中国面对日本的攻击，一筹莫展，使有识之士再一次面对中国“变”的问题，思考“变”的方向。
国父孙中山先生最初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相同，认为中国应该走改革的道路，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主张，但没有得到有效响应，促使他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身为一个自青少年时期即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青年，国父很快认清问题的关键，须让中国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下进行改革，推翻原有的体制，“革命”正是一帖良方。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父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欲推翻传统的专制政体，建立一个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合众国。
国父曾经为革命同志写过一幅字：“美语曰：民国者民之国也。”充分说明“民国”的真意。从兴中会、同盟会，到武昌起义，经过十七年的奋斗，无数志士仁人在国父号召与领导下，牺牲性命，抛头颅、洒热血，终于在一九一一年，亦即辛亥年，革命成功，完成“倾覆清廷”目的，建立中华民国，为中国历史开创新纪元。“辛亥革命”的核心意义，是真正结束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以民为主的民主共和政体。尽管民国建立后，仍有袁世凯等保守势力企图恢复帝制，但诚如国父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政治已是不可遏阻的潮流，袁世凯等恢复帝制的举动，无法得到民众的支持，反激起维护民主共和人士的谴责与讨伐，终于被扫进历史的灰烬。质言之，辛亥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符合西方民主模式的民主共和国，但民主共和模式需要时间的发展，这也正是国父为何要将革命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道理，三个时期循序渐进，最后达到宪政实施，民主政治自然建立。
当年的辛亥革命，让中华民国步入民主政治的格局，加速了中国民主文明的进程。虽然贯彻宪政制度历经波折，国父孙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愿望终究得以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宪法不仅是国家根本大法，为诸法之母，亦是现代国家规范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依据，使国家公权力成为创造人民福祉的力量，防止人民的权利受到伤害。尤其，行宪是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表征，其目的在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祉。我国宪法明载：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亦享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公民应有的权利。以今日世界实施民主政治的国家而言，中华民国在不算长的民主进程中，能有如此的民主宪政成就，辛亥革命无异是民主发芽的火种。
回顾中华民国创建的艰辛过程，对照二十一世纪中华民国成功响应历史的挑战及具体的成果，中华民国政府半世纪以来主要的施政成就，不仅在于致力植根民主的深化与发展，更重要的是，透过民主化的生活方式，见证民主自由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制度。亦因中华民国坚持“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以三民主义为建国宝典的道路，中华民国无论发展民生经济、推动国民教育、实施地方自治，以及建立民主自由的生活模式等努力，均为国人所共见、共享，并为世界各国所推崇。在现今多元化的社会，民主政治的深化与改革、持续民主建设的脚步、实践民主宪政的信念，以及捍卫民主果实之努力，正在继续。
四、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现今多元社会民主文明进程的重要成果
多党合作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在各国实现形式的多样性。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代替封建的个人专制具有历史进步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民主政治学说和政党政治理论，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和珍贵遗产。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当然包括丰富和发展民主制度及其实现形式。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以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这项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体现广泛民主；既保持一致性，又体现多样性；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相辅相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的是选举民主，多党合作制度体现的是协商民主。200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了中国民主运行的两种形式，即“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经过充分的政治协商，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有人认为，“一党执政，没有制衡，不利于发展民主，而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就是比中国民主。”制衡本身无可厚非，权力就要受到制约，不受约束的权力会被滥用，产生专制和腐败现象。因此，我们不绝对地反对制衡。相反，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执政党的建设，是可以采用的。但我们实行的是民主监督而不是政党制衡，中国的民主监督根本不同于西方的政党制衡。政党制衡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在政党竞争、轮流执政基础上的，而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是民主党派的一项基本职能。较之制衡，民主监督的代价小得多。客观地讲，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并不在于执政党数量的多少，而在于这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执政党的性质。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主要是看主权在民，讨论协商，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程序化等方面，这是人类民主的共同原则。依此来看，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是一种发展得比较完备成熟的选举民主形式，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一种协商民主形式，决不能把西方的政党政治看作是普世的范式，把它神秘化、格式化，借口它来否定中国自己的特色和发展道路。
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继承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而不能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实践证明在中国发展民主，离不开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和成熟，而且必须坚持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否则，就否定了历史，也否认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审视/林家有著。---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12
[2]辛亥革命史/章开沅，林增平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2
[3]查阅了各大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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