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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现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巨变。辛亥革命无论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或是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生活习俗产生变迁的主要表现、原因和影响等三方面，谈谈笔者对辛亥革命的看法。
一、辛亥革命冲击下的社会生活
1．“断发”与不缠足运动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外国人讥笑中国的蓄辫风俗，改良社会风习、剪辫易服、革除陋俗成为许多爱国志士的夙愿；清末排满、反清革命兴起，辫子作为汉族屈从满族、臣民奴于君上的标志，成为人们攻击的目标；辫子这种发式不适合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世界潮流，比如不适合新式练兵之法以及大机器生产。
说起中国人对头发的重视，要追溯到上古时代。未开化之时，先民披发文身，自然不知理发的手段。自从有了美的概念，头饰便发展起来。久而久之，产生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伦理观念，于是，捍卫头顶上的青丝成了炎黄子孙的责任。“结发”、“结缕”、“戴冠”，郑重其事，丝毫马虎不得。削发也成了惩罚，只有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时才执行示惩。因为头发重要，用以装饰和保护头发的帽子也发达起来，自秦汉至明清，其种类式样多不胜数，头发不可毁伤的祖训更是深入骨髓。
清朝起于塞北，是马背上的民族。凡塞外民族，多有结辫的习惯，像蒙古族、藏族、满族，也许是为了骑马方便，也许是有祖训或者仅仅因为习惯。而且结辫的方式十分古怪。比如女真人，他们的方法是“半雉半留”，于额角（耳轮）引一直线，线之前的头发全行剃光，线之后的头发结辫垂于脑后。究竟这种习惯保持了多少年，没有人弄得清，但至少在宋代就有了。《宋史》里有记载说：“是夕天欲雨，电光四射，见辫发者悉歼之，金兵退五十里。”
1644年，八旗兵势如破竹地入主中原，推翻了明王朝，确立了清朝统治。待江山坐定之后，清朝统治者开始推行雉发制度。1645年，顺治发布上谕，宣布：“今者天下一家，岂容违异？自今以后，京师内外，限旬日尽令雉发。”头发的去留，终于上升成政治问题，不再是个人的喜好或者小节了。
汉人一开始无法接受。一把青丝不仅受之父母，而且成了忠于明朝的象征，于是那些保持汉节、拒不降清的人，宁可丢了性命，也不肯屈从满人、剃去前颅之发，反抗相当激烈。
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满清贵族不惜采用残酷的强制手段：凡“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 ”。于是，有了“扬州十日”，有了“嘉定三屠”，有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说法。后来，南明小政权一个一个垮台，光复大汉的希望也一个一个破灭了。人们无法再反抗了，终于接受了满清统治的现实。
就这样，汉民族保存了几千年的绾发习惯被“半雉半留”的习俗取代了。一根根发辫留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不再觉得不顺眼，不再觉得它是化外之俗了。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很难发现辫子的害处。特别是旧时妇女总是梳发髻的，不会发生分不清男女的误会。中西交通以后，外国人看到中国男人的辫子时，惊讶的程度不亚于中国人看到洋人的金发碧眼。后来，随着洋人一天天趾高气扬，辫子被讥笑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刚开始，中国人满不在乎。林则徐在澳门看到洋服曾鄙夷地说：“真夷俗也！”这种评价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大辫子发出的评价恐怕差不多。可后来，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扩大，从习惯到感到别扭的人越来越多了。
1904年，《大公报》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出洋留学生应该“改装去辫”，以“便与西人来往”。但是这种议论有“易服改元，革命排满”之嫌，除了革命党和青年学生立即响应之外，没有太多的普通人敢去冒这个风险。清廷官员听到之后着了急，他们以为“改装犹可”，去辫则“有碍国体”，赶紧给驻外公使发去命令，指示要“严加管束”。
至清末，管束的命令几乎没有什么效力，影响反而传到国内。宣统年间求新学、慕新知的人已经开始剪辫易服了。不得已，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发布文告，听任民间自由剪辫。不过那时候剪不剪是个人的事，没有形成社会压力。
辛亥年间（1911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头顶上的青丝再次超越个人的审美习惯而变成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使得剪辫之风大盛。虽不像雉发那样闹得掉脑袋，但毕竟形成了一股革命潮流。
有强行命剪的。有报道说，多数军队各持剪刀沿途为行人强迫剪辫，以致乡民惊恐万状。“有执辫子狂奔回乡、军队从后追赶者。更有一乡人被迫将及，一跃入河，为旁人救起，未遭淹毙……”没有对普通民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甚至连必要的宣传也没有做，只是在革命发生了的时候，全体人员一致行动，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都被卷入革命潮流，这是任何一场革命都无法避免的“群体效应”。
有义务劝剪的。在各大城市，除军队、警察、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不少志愿者。他们组织形形色色的团队，有的叫“义务剪辫团”，有的叫“光复剪辫团”……团员全是满腔热情、激进有为的青年，他们主张：“本满腔之热忱，尽开导之义务。语言须求其和平，手段不形于激烈。总期洗清腥臭，铲绝奴根……”
有混迹于途的。剪辫之风下及愚氓，自然地，担当国家责任的公职人员更该时不我待，早早剪去辫子。但也有人不肯剪，那些大清朝的遗老遗少自不必说，也还有一部分前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与大清朝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坚持不剪似乎多少有些理由。但是还有一些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也坚决不剪，有的还把辫子藏在帽子里面混迹于途。大概这些人囿于习惯，出于一种不愿改变现状的文化心理吧。
与清初强令汉人剪发相比较，辛亥革命也把头发看成是政治分野的象征，所不同的是民初虽以光复相号召，但实际上这次剪辫并不以复明或复汉、恢复汉族传统为目的。剪去辫子，同时也剪去了几千年蓄发结发的习惯。辫子也好，纶巾也好，全都伴随着革命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在20世纪之初，终于以崭新的面目走上了历史的大舞台。
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最彻底的大概要算男子剪辫的这次革命了。特别是1919年溥仪也剪了发辫之后，辫子终于失去了它神圣的王朝象征，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至少在外观上一变而从新了。
妇女的缠足，在中国已是历史悠久。前人做过不少溯源的工作，或寻踪到齐东昏侯，或远究至“郁郁乎文哉”的周朝，而大体以南唐后主为罪魁祸首。缠足自然是由男性统治者畸形的审美观所造成的，一如梁启超所愤慨言之的，“其必起于污君、独夫、民贼、贱丈夫”。此风虽沿习千年而不改，历代却也不乏抗议之声，尽管见诸文字的往往是男子代言人。贾伸作《中华妇女缠足考》，引证宋代车若水《脚气集》中语“妇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以之为“中国反动缠足的第一声”。
清朝末年，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大量西方商品涌入中国的同时，近代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也传入中国。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种种敝端，其中包括专制制度对妇女身心的残害，于是他们发动了各种各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太平天国、早期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都曾在妇女解放方面进行了各种努力。接受西人说法的中国知识者也自然地把男子的抽大烟与女子的裹小脚并列视为国人的可耻陋习。革命派把废除妇女缠足和反专制制度，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联系起来，促进了不缠足运动的全面开展。
从鉴赏“三寸金莲”到鄙视小脚，观念的转变与事实的矫正均在晚清短短几十年间成型，不可不谓之奇功。
2．服饰的改良
清朝沿袭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衣冠之治”，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衣冠上得到充分的反映。随着西俗东渐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民智不是社会积弱的主要原因，而“欲民开智，必先革陋习”。
民国时期，政府仿照西方各国的礼服，颁布了男女礼服的形制。之后，新服饰由社会上层迅速推广至普通民众。辛亥革命后，为维护革命成果，扫除专制制度的流毒，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改革社会风俗的法令，其中就有关于服装改革的规定。1912年，中央参议院还颁布了男女礼服的形制。这时，人们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等因素来选择和设计自己喜欢的服饰。中国出现了一些中西合璧的服饰，如中山装和旗袍。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它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流行。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修改中山装造型，并赋于了新的含义。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这些形制其实是有讲究的，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
其一，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其二，门襟五粒纽扣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其三，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四，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其五，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中山装是因为孙中山先生率先穿用而得名。在民国十八年制定国民党宪法时，曾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毛泽东主席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年大庆阅兵时，着中山装；邓小平在1984年建国35周年阅兵式上着中山装；江泽民在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时，着中山装；今天，胡锦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大庆阅兵式上同样着中山装，就是很自然的了。中山装作为中国人一度推崇的常式礼服，它同时也承载着一种文化，一种礼仪，一份民族自尊和自豪感。这就是意味着既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也是一种革命精神的继承发扬的象征。
2009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身着中山装，乘坐一辆红旗牌轿车，缓缓驶出天安门，开始了全国、全世界亿万人民注目的国庆六十周年阅兵式。
当身着中山装的胡锦涛主席乘坐国产红旗轿车缓慢驶过天安门广场、当升旗手踩着义勇军进行曲的节奏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一支支徒步方队整齐划一、雄壮轩昂地展示我国军队的风采、当歼—10在京城上空毫厘不差地穿梭、展翅、翱翔蓝天……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无比的激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的历史一刻，所有的荣辱兴衰在这一刻定格。六十一甲子，天地证沧桑。在大地上铿锵、碧海中拨浪、蓝天下飞翔着的不仅仅是我国军队的力量，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力量。
中山装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出现在这样隆重的场合，这意味着什么呢？
中山装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穿用而流行于世，故称中山装。毛泽东主席对“中山装”很欣赏，他一直坚持穿中山装，因而国外朋友又称中山装为“毛式制服”。它具有我国民族的特点，穿着简便、舒适。曾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服”。
3．礼仪的革新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清代礼仪深受传统礼仪制度的影响，人们的相见礼仪根据所见对象不同分为三跪九叩、长拜作揖等。这种礼仪体现了贵贱尊卑，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为维护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服务的。
为了体现民主共和精神，这种封建的旧礼仪在民国初年一律革除，改跪拜为鞠躬，旧式的请安、拱手、相揖也都去掉。1912年8月公布的新《礼制》，体现了一种简便文明的革新精神。其中，男子礼5条：“①男子礼为脱帽鞠躬；②庆典、礼典、婚礼、丧礼、聘问，用脱帽三鞠躬礼；③公宴、公礼式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礼；④寻常相见，用脱帽礼；⑤军人警察有特殊规定者，不适应本制。”……女子礼适用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但不脱帽；寻常相见，用一鞠躬礼。
礼仪的改革简化了人与人的复杂关系，显示了一种平等与文明的精神。民国初年的婚礼、丧礼等都有一系列的改革，使日常生活充满了活力，一些旧的称谓如“大人”、“老爷”，封建色彩太浓，也取消不用，代之以“先生”或“某君”；带有污蔑性的称谓如“ 户”、“惰户”、“丐户”等，明令消除，使奴隶的称谓永不再有。总之，礼仪和称谓的改革贯彻了一种平等精神。中国相见礼仪的变化体现了近代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由等级森严到人人平等的转化，是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
4．民国初年的婚姻变革
民国初年的婚姻变革较晚清有较大的进展，提倡一夫一妻制，反对纳妾，善待私生子女，主张妇女经济独立，政治上争取民主、离婚自由、恋爱自由等呼声很高。一些开放和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一些追求个性解放的名人、名士或新知识分子群体中间都视自由结婚为一种美德，而且在形式上也要讲究文明。……在民初，一般来讲，男女成婚应得到当事人的同意，也有不少自由恋爱的婚配，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抗婚”、“逃婚”的反对封建婚姻的故事。孙中山的婚变及与宋庆龄的自由恋爱结婚，就最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婚姻问题上的大胆革新。《申报》有一首打油诗称：“无媒婚嫁始文明，奠雁牵羊礼早更。最爱万人齐着眼，看侬亲手挽郎行。”大胆地追求婚姻自由已成了新闻传媒歌颂一个重要方面。辛亥革命所掀起的女性解放、女权运动，在民国初年开始结出了硕果。辛亥老人回忆湖南的情况说：“……湖南女子开始冲破了旧礼教的封锁线，纷纷要求入学，要求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因此女学校逐步有所发展，自由结婚也不是家长能阻止的了。”这种情形在东南沿海各省更为流行。《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述民初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桑间濮上，男女杂作，每多恋爱之事”。与此同时，各地离婚案件上升，诚如《夏津县志》所云：“近数年来，结婚、离婚颇尚自由，通都大邑时有所闻。”总起来讲，在清末民初妇女解放大潮的冲击下，婚姻自由为社会所重视，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这是西方的工业文明首先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造成强烈冲击，然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变化，共同影响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结果。具体来讲：
1．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30年间，由于戊戌变法的推进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否定传统的封建式的生活方式，宣传资产阶级的新的生活观念，成为一种新的思潮。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都为改良社会风俗大声疾呼，在婚姻、服饰、礼仪、社交、女性解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严复甚至大胆提出了晚婚、晚育、提高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主张。戊戌时期出现的不缠足会、新兴女学等社会改良团体，给晚清沉寂的传统习俗的变革带来了新的气息。20世纪初年，掀起了一个批判旧风俗、创立新的生活范式的热潮。翻开那时的报纸杂志，几乎到处可见对“三纲五常”的猛烈抨击、对新生活的热烈追求。
2．革命政策的推动。生活习俗虽是民间百姓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但往往和政府的导向联系在一起。一个政府常常从维持统治的角度出发，干涉百姓的生活习俗。辛亥革命后，从维护革命成果、扫除封建专制的目的出发，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改革风俗的条规，即从现存的《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去看，有关改良风俗的命令或电文21条，涉及改历改元、禁食鸦片、禁卖人口、禁止缠足、变革称谓、文明结婚、剪除辫子等许多方面。在政府的推动下，一些以风俗改良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如社会改良会、禁烟联合会、天足会、男女平权维持会、中国监狱改良协会、女子进德会、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禁卖奴婢会、尚武会、伶界联合会等，十分活跃。蔡元培、宋教仁主持的社会改良会明确提出“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已经较模糊地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问题。该会的章程中，具体规定出改良风俗的36条内容，如有：①不狎妓；②不置婢妾；③提倡成年以后有财产独立权；④提倡个人不依赖亲朋；⑤实行男女平等；⑥提倡废止早婚（男子19岁以上，女子17岁以上始得嫁娶）及病时结婚之习；⑦提倡自主结婚；⑧承认离婚自由；⑨承认再嫁之自由；⑩不得歧视私生子；⑪提倡少生儿女；⑫禁止对儿童之体罚；⑬对于一切佣工（如仆役、车夫、轿夫之类）不得苛待……
总之，由于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近代西方文明，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政府也不断推行各种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这些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生活进一步发生变化；中外交往的不断扩大，民主平等思想的不断传播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都冲击了旧的生活方式，促进了社会生活的演变；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影响。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近代化的基础设施逐步兴起，人们的生活习惯也随之发生变化。
三、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受到了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思想变化的影响，当然它的变化也会对政治、经济、思想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积极影响，促进了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举例来说，中国风俗礼仪的变化，是受到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而随着风俗礼仪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会了解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并对这种思想的先进性产生认同感，这就促进了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中国社会反封建的斗争，从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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