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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重读历史，重新思考，这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规避弯路，尽可能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建立起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既富足又有尊严的制度。
一、辛亥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
辛亥革命终结了“宗法皇权专制”，成为中国历史划时代的界标。在同盟会1906年拟定的《军政府宣言》写道：“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此后因袁世凯窃取帝位，而招致“天下共击之”，可见此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又因为民国初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所以，百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120天当中，中国发生了历代朝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
辛亥革命只是在形式上结束了帝制，民主政治却没能实行，辛亥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如果要在深层文化结构上告别帝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被打破的旧体制迫切需要重建秩序；人民的精神生活迫切需要依托和引导。回想99年前，一个农民在大街上被革命党人揪住并剪掉辫子，农民也许会问：为什么要剪辫子？为什么闹革命要剪辫子？今天,我们需要追问，农人为何迷茫，革命如何才不是阿Q式剪辫子革命；这个古老民族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 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怎样成为主流价值；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原因，更深的根子在哪里呢？
（1）这是一场有节制的不彻底的革命。首先，它革命的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其次，不彻底表现在民主与封建彼此纠缠，封建的复辟以民权的名义进行，民权的扩张也以地方封建为后盾。同盟会原先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秘密的革命团体，到民国初年改组为国民党之后，一夜之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势力之所以急剧扩张，主要来自于革命之后各种地方势力的趋炎附势。它们畏惧袁世凯的中央强权，希望维持在革命中获得的地方利益和各省自主性。民国初年围绕着权力进行的民权与国权之争、内阁制与总统制的对抗，都可以从民权、内阁制和国会主权之中，发现地方封建的蛛丝马迹。
当民主诉求的背后实际反映的是封建的地方利益时，政党很容易流变为缺乏政治信念的朋党，维护的只是小集团或一己的私利。二次革命之后，一时似乎强大无比的国民党急剧没落，分裂成多个缺乏政治理念和凝聚力的小团体，革命党内部的迅速封建化乃是外部的封建势力渗透所致，民权的理想追求最终蜕变为保存一己私利的功利考量。
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政治局面，就因宋教仁的遇刺，袁世凯的武力镇压，三党制约以及封建势力等因素的制约，戛然而止、不复存在了。
（2） 各党派沦为权利之争傀儡，重建秩序搁浅。在围绕着如何重建秩序的问题，民初发生了一场民权与国权的论争。一个新兴的共和国，究竟是民权至上还是国权至上？在这场论争的背后，同样潜伏着封建与集权的冲突。革命后迅速壮大的国民党，高举人民主权的旗帜，试图建立以议会权力为中心的内阁民主制，以对抗逐渐显露苗头的袁世凯的总统集权。聚集在国民党周围的，是各省的地方民主派和封建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其成员也大多为出身于草根、在革命中一夜崭露头角的地方精英。而与国民党主张地方分权相对抗的，是要求中央集权的进步党，该党从晚清的立宪派发展而来，其头面人物如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都是具有传统功名的全国性精英，其关怀不在一城一池，而是整个国家的命运。他们担心地方势力做大之后，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因此主动靠拢袁世凯，希望借助强人政治统一全国。进步党人打着国权至上的旗号，试图压抑革命后崛起的封建势力。由于民主与封建纠缠在一起，国民党人在追求民主的同时也扶助了封建。而中央集权又与强人专制难解难分，进步党人追求中央集权又无异帮助了强人专制。无论民权派还是国权派，在民初都陷入了难以解脱的政治困境。辛亥革命虽从美国革命的地方独立开端，但革命之后却偏离了立宪建国的道路，各派转而追逐国家最高权力，遂酿成民国初年政治秩序迟迟不得重建的乱局。
1911年的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权力之争，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军阀与政客们假借民意建立所谓的法统，而舆论只关心权力背后究竟是有道还是无道，很少注意法统背后的正当性危机。宪政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政治权威始终缺席，战乱不断，革命接踵而至，而每一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的中央威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始终匮乏。
（3） 这是一场切断民意的革命。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党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党的贡献。辛亥革命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国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
其实，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今天能交给后人、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怎样的一份答卷，不仅取决于掌握着权力资源的那些人，也不仅取决于各个领域有影响的那些人，同样取决于无权无势、无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因为正是亿万民众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土壤，他们的态度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有学者指出，“普通人不是可有可无的，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的，也许领导者的勇气和行动远比一个普通人重要，但是离开了海沙般的普通国人内心的所思所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也注定无所作为。概而言之，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塑造着一个新的时代，而不是某些人可以单独完成这个过程。”
（4） 辛亥革命有其历史局限性。当初列为目标的“驱除鞑虏”，现在几近为人忘记；后来被强调之一的推翻君主制，在今天也已逐渐模糊——因为今日人们已经明了君主制与共和制并非截然对立，而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发达国家，有的也还不错。
为什么辛亥革命喊出了“共和”，而迟迟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按照一般的说法，辛亥革命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其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局限性，表现为软弱性，因此导致革命不彻底；其次是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再次是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仅仅靠专制军阀讨伐专制军阀。但历史往往有其复杂性，很多时候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去解，也无法提供确切的标准答案。只能这样说，共识，并不是只有主动的共识，更多的可能是被动的共识，共识的形成从来都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任何时候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中国的政治制度两千年来都是一致的，从秦始皇到宣统帝，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翻来覆去总是重复的历史。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共和制，但是实质上离真正的共和还有很远的距离。
二、 探寻辛亥遗梦，建立完善公民权利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是“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此，许倬云先生缺痛心的说“晚清以来中国文化的僵化病症并未因辛亥而改变。”袁伟时先生认为，“百年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高度。” 我们不是历史的守望者，历史的叙述者，纵观百余年来，现代性的获得，在东亚，晚于中国被列强打开国门的日本已成发达国家，曾为殖民地的韩国也渐进发达序列，何以中国步履艰难，至今蹒跚？
（1） 关注公民诉求，培养公民公共生活意识
马克思曾经形容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这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因为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处的阶层不同、掌握的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国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
曾有专家指出，“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 其实，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个人积极地介入历史，可能作用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所以要关注公民诉求，培养公民公共生活意识。
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们要有勇气打破中国畸形发达的主角意识，不再把目光锁定在个别领袖、英雄的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他们就是社会的“群角”。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历史同样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来书写的。“这就是公民意识即群角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
梳理、重述以往的历史，分析、研究此后的情势，改变旧有的思路，认可不同人群的利益、主张不同，将民生放在第一位，真正以人为本，真正谋求和谐，真正践行可持续发展，在“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理念下，靠自己的智慧，靠国内外多种合作，走出中国发达之路。
（2） 重塑人文价值体系，让公民拥有完整权利
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的先贤，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国民的民权这个角度出发的，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
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1917年黯然离开政治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就戛然而止。然而，在科技引领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应该重塑人文价值体系，给公民完整权利。
章开沅教授指出，“当下最主要就是要纠正目前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社会伦理的这种堕落。”他认为，科技决定主义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科技自己决定不了人的关系，如果没有科技中国要亡国，但是如果没有人文，中国要亡种。科技是不能决定中国命运的，科技本来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可以为商，也可以为国，过度的膨胀带来很多问题，现在问题已经存在了，环保的问题，资源浪费的问题，犯罪率的问题，道德沦丧的问题等等，这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不仅要做好一个中国的公民，而且还要承担世界公民的责任，这才叫真正的现代化公民。真正享有公民的权利，做拥有完整权利的公民。
2011年，距离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问题仍然没有离开我们，在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之后，民权主义似乎是我们最紧迫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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